【案例背景】
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内，有部分戒毒学员对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处理决定不服，提出行政复议。他们不服从民警管理，公开表示“吸毒是吸自己的钱，伤害自己的身体，没有危害社会和他人”，或声称“是警察为了完成指标,被抓进来凑数字”。这类学员的言行直接影响着同戒学员的戒治信心和场所安全稳定。李某，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公开场所叫嚣“我是律师，你们的行为不合法！凭什么剥夺我的人生自由！”。
李某，男，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曾经职业律师，42岁，上海市人，已婚，育有一女。李某曾因吸毒于2013年5月被送入我局某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治，于2015年2月解除强戒，回归社会。现成功戒毒3年。
2013年5月，李某入队，一直声称自己没有吸毒，尿检结果呈阳性是遭公安人员的陷害所致，因为自己曾帮助信访人员维权。对强制隔离戒毒处理决定不服并提出行政复议。家庭关系紧张：妻子与其分居，独自带着女儿生活。父亲也不愿意入所探访。
【方案制定】
2014年初，教育处根据局领导的要求，牵头成立了教育矫治攻坚小组，针对这部分人员的言论，进行集体研究和分析。决定以李某为突破口实施攻坚转化，达到点带面的教育矫治效果。通过对李某的家庭情况、个人成长史、吸毒轨迹、职业经历、个性特征等综合分析，得出结论：（1）李某个性偏执，与个人成长史有关。李某小学时，父母离异，与父亲共同生活。父亲经常借酒消愁，对其打骂。为了讨好父亲，报复母亲，他努力学习，考上某知名政法大学，毕业后当上了一名律师。李某认为“母亲是一个及其不称职的女人，为了自己所谓幸福，抛夫弃子，投入到其他男人怀抱”。李某入所后，即自负又自卑，一方面看不起同戒，与同小组人员关系紧张，另一方面，因父亲、妻女拒绝探访，感到做人很失败。（2）李某对毒品危害性认识不深。认为“花自己的钱，对个人身体带来损害，给社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坚持对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不服并提出行政复议。（3）家庭关系紧张，导致自暴自弃。自称“我对得起所有人，所有人对不起我。”是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家庭经济环境，让父亲住上了好房子，让女儿上了好学校，他们没有理由对自己如此狠心。因此，戒毒信心全无。
在综合分析以上主要症结以后，我们明确了教育矫治路径：
1.课堂化教育，促使其能够认识毒品的危害性。
2.个别教育，促使其能够真正的认识自我。
3.同伴教育，促使其能够“自救与互救”。
4.家属培训，促使其家庭关系的重新粘合。
【实施情况】
我们在分析原因、掌握症结，规划路径基础上，开始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实施方案。
（一） 课堂教学，有的放矢。
戒毒人员情况各异，其中很多人因为屡戒屡吸、屡进屡出，戒治无动力，学习兴趣不高，甚至有对立情绪。因此，给戒毒人员上课难！上好一堂课难上加难！
针对李某“花自己的钱，对自己的身体带来一些损害，给社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你们的行为不合法！凭什么剥夺我的人生自由！”等代表性言论，帮教小组共同策划和设计《禁毒法》课堂化教学方案，并指定局级民警教师进行课堂教学。课堂教学采取一看、二辩、三说、四写的步骤进行。第一步“看”。课前民警教师将收集的大量因吸毒造成自伤自残、伤害亲人、危害社会的真实案件短片播放给学员看。第二步“辩”。组织学员围绕“吸毒对社会、家庭有没有危害”展开课堂辩论。第三步“说”。不就条例说条例，在介绍国外的一些主要戒毒方法和利弊之后，引入我国《禁毒法》出台背景、意义和主要应该掌握条例。第四步“写”。课后要求每人写一篇学习体会。李某在学习体会中写道：“短片让我惊悚不安！也许这是极端事件，但以前确实不知道这么吓人。我也有一个女儿，我很爱她！真不能想象短片中的一个父亲，吸毒后将刀架在女儿头颈上，置女儿于死地”。“以为你们民警是来课堂上打酱油的，没有想到，通过看短片，学员互相辩论，介绍国外戒毒利弊，好像也证明了政府的慈悲。”
（二） 个别教育，切中要害。
攻坚小组为了不打无把握之战，先在外围下功夫。主管民警主动与李某的父亲和妻子联系十多次，由开始的拒绝接听电话，到后来主动配合，这都是主管民警坚持“百分之一希望，百分之百努力”的职业精神换来的。
主管民警在通过家属充分了解和掌握李某吸毒经历后，主动找李某谈话。谈话一开始，民警直接问李某“你的行政复议有结果了吗？”李某满脸不屑地转过头，情绪激动地说：“没有。肯定是你们没有将我的行政复议申请寄出去。以前一直跟你们公安打交道，太了解你们了!”民警不紧不慢地说：“您不要激动，更不要轻易下结论。您是法律专科毕业，也曾经当过律师，更应该懂得以事实为依据。”“您的父亲和太太女儿都不愿意来所接见，您知道什么原因吗？”李某极不情愿地扫了主管民警一眼。民警接着说：“我给他们分别打了十几次电话，最终获得了他们的理解。”李某惊讶地抬起头看着主管民警。民警紧盯着李某的眼睛问他：“您总说自己对得起任何人，任何人都对不起您。事实是这样吗？您的父亲重病住院，需要您的时候，您在干什么？您将他看病的钱买了什么？”“您说喜欢女儿，可是女儿在中考需要您的时候，连续几天见不到您，您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您驾驶汽车带着妻女冲上隔离带，差点造成车毁人亡，是什么原因？”“您前一次的社区戒毒是谁给您改过的机会？”一句句如针刺般的问话，让李某最终无声低下了头。
一天，李某主动找主管民警谈话，民警知道机会来了。李某首先问道：“王警官，为什么总是用‘您’来称呼我？”王警官说：“尊重别人等于尊重自己。”李某紧接着问：“我的父亲和妻子真的是您联系上的吗？他们愿意原谅我吗？我知道都是我的错！”王警官笑着说：“您也会用‘您’这个字了？真不容易！”李某尴尬地笑笑。王警官突然话锋一转，说：“您曾经是名法律工作者，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关于信访。行吗?没有对错，彼此交流观点”。李某想了想说：“我这个人骨子就有扶弱济贫的侠义之风。一开始也觉得他们中有些人挺可怜的，所以想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可以名利双收。但后来发现，他们有的人已经彻底不再是信访这么简单了，谈判的价格天天飞涨，政府有诚意，他们无诚信。加上我后来吸毒，他们也就不再找我了。”谈话结束后，李某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这个人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王警官，您在上次讲评会上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话仔细想想确实有道理。”
（三） 同伴教育，自救互救。
“同伴教育”是上海市戒毒管理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探索的一种崭新教育方法。14年，局教育处又专门下发了“关于开展‘同伴教育’的活动通知”，各所根据通知要求，相继开展了同伴教育。
同伴教育，就是将具有相同背景、经历和个人戒毒意愿比较强烈的戒毒学员，组织成一个同伴小组，在民警的直接管理下，由同伴主持人，带领小组成员开展活动，分享戒毒心得体会，交流有效戒毒方法，共同树立戒毒信心。
攻坚小组结合李某的成长、从业经历和性格特征，选派其为同伴主持人，并请上海市禁毒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市自强社工总社同伴教育辅导员叶雄老师，到所内进行“同伴主持人培训辅导”，以提升同伴主持人的实操能力。叶雄老师对李某进行了一对一的指导。李某对“同伴教育”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尤其是注重引导同伴学员聚焦“我要戒毒，我能戒毒，我想戒毒”正向思维，摸索出一些好的做法。他表示“出所后，如果社区戒毒需要他来帮助开展同伴教育，自己很愿意献力”。
（四）家属培训，汇聚合力。
攻坚小组针对家属对戒毒人员不了解、不谅解、不帮助的普遍代表性现状，利用“6.26”禁毒宣传日，在青东强制隔离戒毒所组织开展大型“家属活动日”宣传教育培训活动。邀请了包括李某父亲和妻子在内的近50名戒毒人员家属。
活动包括参观各功能区域、发放《防复吸必读手册》、参加“不能没有你”培训讲座、聆听演讲等。教育处指派局级民警教师上课。民警教师以一个问句开场：尊敬的学员家属：请允许我冒昧的问一个问题。您认为吸毒人员是想毒品？怕毒品？还是恨毒品？家属顿时停止了窃窃私语，几乎是同声的回答：肯定是想毒品！否则怎么毒始终不戒掉。民警教师播放PPT，大屏幕上显示了教育处随机对500名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在“您对毒品的心态（多选题）”中，347人选择了“恨毒品”，269人选择了“怕毒品”，44人选择了“想毒品”。家属面面相觑。民警教师不失时机地向家属讲授了吸毒严重危害、毒品致瘾原理、导致复吸诱因、家庭戒毒技巧等，使家属了解毒为什么难戒？为什么必戒？在演讲环节，李某和另一名学员献上了“我要戒毒、我能戒毒、我想戒毒”的深情表白，使家属重新认识和了解了他们的亲人；所外2名戒毒成功人员的现身说法，使家属树立了“毒能戒”的必胜信心和希望。
家属培训活动结束后，李某的父亲拉着民警的手说：“谢谢你们！请原谅我！以前我拒绝接听你们的电话，是因为我实在不相信他了，准备断绝父子关系。今天我总算有些明白！戒毒者也就像一个癌症患者，你们是医生，我们是家属，只有一起共同努力，才能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效果与反思】
2017年，在教育处的统筹安排下，专派民警对李某进行上门回访。李某告诉民警：出所后曾在一家公司上班，后因接受媒体采访，记者将其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刊登于众，单位觉得受影响而辞退了他。后来他重新应聘到现在的公司上班，偶尔也会参加社区同伴演讲活动。民警问他：“您恨记者吗？”他回答说：“一开始很生气！但后来想想‘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没有因，哪来的果？只 有做好自己。”
攻坚小组对李某一系列的帮教措施取得了较好效果。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反思。如：如何正确认识和了解戒毒人员?如何更大程度地调动戒毒人员自身的积极因素？做到这些，才是找到了最根本、最持久的戒治力量。戒毒人员背后隐藏着形形色色的灰色故事，只有开拓思维，善于利用各种方法触及灵魂深处，才能敲开他们紧闭的心门，而当心门打开了，希望的曙光也就透射进来了。
